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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所以自前汉武帝后，汉家太守就开始打击这些豪强，其中任用酷吏、刺史，甚至颁布《迁茂陵令》，史载“世世徙吏二千石、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”，实行“徙陵”制度，将各地豪强迁移故地，使之不能继续发展壮大。所以汉代五陵年少皆是豪势子弟。

    　　但这种方式不过是扬汤止沸，豪家兴起的趋势跟本扭转不了，等孝元后，更是直接放弃了徙陵制度。但不论怎么说，前汉在整体上是抑豪强的政策路线，但到了本朝以后，这个政策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，从抑制豪强变成了依赖豪强。

    　　这一方面是新莽末年，各豪族纷纷聚众自保，他们以保护乡里的名号，将宗族、宾客、乡众聚拢，以坞壁的形式稳定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汉家掌控了城市，而豪势掌握了乡野。

    　　虽然后汉以后，尤其是光武一朝出了不少酷吏，依旧秉持汉家传统、抑豪家，比如光武有个酷吏叫李章，其家五世二千石，修的《严氏春秋》，后为光武拜阳平令。而当时赵、魏豪右往往屯聚，有清河大姓赵纲就于县界起坞壁，缮甲兵，为在所害。而李章到任后，直接设飨会招待赵纲。这姓赵的土豪赴宴的时候，带文剑、被羽衣，率士百余人，煊赫无两。但后来怎么样呢？在宴会的时候，李章剑斩赵纲，其党羽也被一网打尽。

    　　但以后像李章这样的酷吏就很少了。因为酷吏的下场往往都不好，不是被免职就是被发配。所以后面的主官到任后就开始走你好我我好大家好的和气路线，后来更是直接辟豪势子弟作为署吏。

    

　　自此汉家权柄下沉到了豪势子弟手中，而辟举的主官又往往是纯儒，只通读经典，而不熟庶务。临政之时，袖手高坐，谋由吏出，钱谷诉讼一无所知。

    　　可以说地方上的这些豪势署吏才是真正有权柄的人，而且他们还世代把持，用联姻的方式，结合成一个根深蒂固的网络。可以说流水的主官、铁打的署吏。

    　　开始还有一些太守有心振作，但在事权归于豪势之家的情况下，不论他们做什么最后都会是失败。

    　　简单为例，济北国曾有一任相国曾经靠沿济水开辟一条渠道，用来灌既农田。本来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。但事情坏就坏在，当时的太守是一个抑制豪强的古法派，豪强们就将这件事给搅黄了。

    　　如何做的呢？因为他们把持乡野舆论，所以当济北国相的属吏下乡来勘察济水沿岸的田野，这些豪强就和乡民们说这些属吏是来勘察各家田土用水的，后面他们要修陂塘，就从这济水引水，到时候你们各家的水就会被夺。

    　　后面那下乡的属吏住宿农家时，就被激奋的乡民给烧死了。

    　　这只是一例，还有更多的手法。比如上面说要征多少民修水道，那这些豪强就会十倍征下面。总之，只要不顺着这些豪吏，那不管什么政策，他们都能搞得民怨沸腾，让政策执行不下去。

    　　由是，本朝官场已经形成了“以吏为师”的风气，主官中昧者以胥吏为耳目，怠者以胥吏为精神，贪者以胥吏为鹰犬。而自己只枯坐衙斋，空谈玄理。

    　　而有了汉庭权柄的豪势们，就再不能制了，残民害民不过寻常。上至公府省寺，郡县各署，下至乡亭、仓场、库务之吏，只要涉及租税徭役、出纳会计，凡有毫厘之利，莫不百倍盘剥。

    　　所以便是周凤被这些豪滑吏打了，那也是没处申诉的。等他鼻青脸肿的回家，又听说刘延的妻子不堪滑吏催逼已经上吊自杀了，周凤直接喷了一口血，再无精神，病倒在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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